＂一本书主义＂
所谓“一本书主义”，是一个大约的概念，也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们
著书立说，追求精准、卓越和持久。但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这个标准已经荡
然无存。如今出书，必求“多快好省”。所谓“一本书主义”，对父辈人而
言是指一本书下面，有众多的书山学林作为立柱支撑；是作者每日“食书”
的结果。据我所知，祖父文革期间，坚持每天去图书馆闭关念书，从未间
断。他出国留学后带回一双厚重的皮靴，每天穿着它们穿过南京繁华街市到
校图书馆念书，回来后，一定把鞋擦静、摆好，第二天，又穿上大皮靴去读
书。祖父是我所能接触到最长辈的读书人。晚年的他，喜爱闭目默诵古典
辞章。父亲爱书、买书也成嗜好。我小时候，时常让我在海淀、五道口、
王府井的书店门口等他，父亲进去多半逗留一个多小时，我等得很着急
……父亲喜读各类杂书。从评书类的，到英文小说、药典，读书如食各
种杂粮，也许在他的心里，一切“学问”均可转化为“电能”。所以，
他写一部书，下笔时也是众多思绪的交织与会合。近来，我见到他留的
一页纸稿，上面记写一些教材修订的想法：注重整体布局，注重科学新
进展……父亲，总是思索不断，眼睛坏了，脑子还在转，况且相当好使
。他闭目假寐，时常呈现入定一般的思考。知识分子思想时，运用的是
心灵之眼，他们的视力，用到后来多半都被书本所毁。我相信，持“一
本书”精神的科学家们，其时间观，与我们这代人是不同的。他们相信
图书馆中的老、旧书，或许会被搁置某一角落，但若承载了人的智识和
智慧，就有可能逃出时间淘汰的法则，具有长久、延续、幸存之可能。
而我们这代人的时间观，则是看重“此时此刻”，这导致追求数量，
无法抑制地渴求信息量，眼球效益……那是父辈那代人，所不齿的发展
轨迹……
父亲编撰教科书，我想，可以归纳为如下特点。其一是“早”。 1962年
7月出版《电子技术基础》，1962年11月出版第二册，之后是第三册。
这本较早出现的教材（20世纪50年代末完成初稿）起到了“补白”的
作用。毋庸讳言，49年后，这里需要国人编写的教材，因为和西方的
学术交流，骤然中断。 其二是“系统化”。“系统”是学界的要求。
与教材配套的习题集是学生需要的“副产品”，也使得“书”与“题”
呈现系统化格局。父亲主编的习题集出版得相当适时。在《电子技术
基础》之后，他又自撰或主编或与人合编的著作有《电子管、离子管、
晶体管手册》、《电子电路设计》、《晶体管脉冲数字电路》、
《晶体管电路》 （第一册和第二册）、《晶体管电路习题解答》、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屡次再版，发行量达上百万册，创造当时
国内同类教科书发行之首）、《电子技术基础试题汇编数字部分
》、《电子技术基础试题汇编模拟部分》、《现代电子学及应用》，
等等。如果仔细考察，这一系列的书都是始自同一个根。本质上父亲
是在写一本书，不断丰富发展这一本书，树欲大而根欲深。其三，
是他写的或主编的书，获得过不少重要的奖项。
也许，出第一本书的情形，值得回顾一下。时间退回到1961年～
大饥荒已持续了很久。虽然清华的高知家庭有一些补贴，我们家
竟然也有过到“老莫” 吃猪肺，那种让人难堪的经历，但是饥饿，
还是家家每日的“必修课”。那时照片中的家人全都神情黯淡。
家里有一只木盘子，摆着几个塑料苹果，那是母亲喜爱 的陈设。
一天，一位客人进屋后，就忍不住一把攥住了苹果。那时，
人饿得真伪难辩，等这位客人缓过神来，大家都觉得尴尬至极。
“苹果”很快被藏了起来，以免继续戏弄他人。在“苹果事件”
这般寒苦的岁月，父亲每晚开夜车赶制教科书，常常写至天明，
又赶到学校去上课。书出版了，人却落下老寒腿的毛病。因为
中年操劳过度，晚年的父亲病患不断。但是，一个人，一生最
重要的成果往往是在逆境中诞生的，唯有那些坚韧的人，才是
这些成就最忠诚的助产士。祖父的第一部著作《江南园林志》，
也历经困境的磨砺。那部书，原定于1937年由中国营造学社出版
，不幸当年爆发卢沟桥事变，原稿存于仓库内全部被水淹毁。
祖父没灰心也不放弃，到贵阳和重庆后，嘱父亲把留在上海家中
的资料寄给他，又经过近30年的重写和整理，1963年终于得以
出版。那是一部珍贵的著作。而父子两代人出书的时间竟
然非常接近，也许是精神上的一种巧合……
心脑并用上讲台
讲课，是父亲教书的看家本领之一。他曾经如此表述：“不知是否
也有老师和我有同样的经历：一堂课下来，讲完了所有该讲内容，
强调了重点，做了小结，布置好习题作业，这时，正好下课铃声
响起。嗬，感觉好极了！”
接下来他谈到反思—“我们不能满足于讲课能听懂，笔记好记，
考分很高；老师不出教学事故，而‘自我感觉良好’。” 那么，
父亲心中的高标准又是什么呢？
父亲会扪心自问，“为什么有的时候教师的一句话，学生能记
一辈子。有些老师大声疾呼的‘重点’，学生却忘得一干二净……”
他认为，一定要研究教学规律，研究学生心理，要在“一桶水”
中提炼出有高度营养成分的“一杯水”。这些话， 包括他对教师
这一职业的理解——“应该具有5种精神：乐教、奉献、钻研、
自律和团队精神”，在今天听来，不免让人感觉有些“过时”，
却也仍旧洋溢着“老清华”人的声音，就像那鼎悬于闻亭里的
铜钟，曾经鸣响、绝唱，却也沉寂为一种景观。
父亲心中的最高标准，我后来得知是要培养出获诺贝尔奖的学生。
而且，是从清华培养出来的。不知道，实现这样的目标是5年
还是10年，或许更长久一些……要回答这样的疑问，不免使人联想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真是一句名言（这也许说明了，无论如何
清华北大在世界高校的排名为什么还是一百多位）。但是退一步说，
父亲的确培养出不少杰出人才。有学生来信称之为，并非“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而是“涌泉之恩”，难以回报。有位硕士，原来是电大
的基础，念完外校的硕士生，报考清华念博士。父亲发现他有独特的
思考能力，一样录取。事后证明，判断正确，这位学生以后从事最前
沿的科研，其硕果累累。作为教师，父亲持有仁爱之心，也有审视人
才的魄力和眼光。
当他不能上讲台时，也没有显出大消沉，而是平和以面对。从“反右”到
“文革”，父亲的内心立场是旁观的，他的全部热情只倾注于电子学。
父亲似乎不会像祖父那样——有同事受到“引蛇出洞”的蛊惑，准备大
提意见时，祖父在厕所里 叮嘱那人，“不要再说了！”此人免受一场
人生劫难，至今对祖父的“一句话”挽救， 感激不尽。父亲是明哲保身的
。文革逍遥期间，在家里学蒸馒头，很科学地用称称几 两面、兑水，
然后耐心揉面，脸上挂着无奈的微笑；到昆明湖学游泳，坚持了很久，
最终也没学会。在清华停发工资的日子里，父亲在外面散步时拉着我的
手说，“现在全家人就靠你妈妈了。”在红卫兵冲入家门，批斗妈妈的
那晚，我不记得爸爸在做什么，只记得，他们进门的前一刻，父母坐在
饭桌前，正商量着要把一些老照片烧掉……其实，我很想问问父亲，
耽误了那么多时间——人生的十年，或许更长久，对于他意味着什么
？对于他心中培养诺奖得主的目标，又意味着什么？可惜这样的疑问，
已无从问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