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妈顾越先回忆之二：恩师喻传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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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我的恩师南开中学教务主任、老校长、我国最著名的中学教育大家喻传鉴老先生，先要从我自己的身世谈起。
我的父亲顾寿颐和喻传鉴曾被人们誉为江南第一流的才子。父亲是家族里第一个走出乡村，赴美留学的读书人。家父自幼聪敏好学，家里穷，读不起书，他就在祖父工作的米行内的一家私塾学堂的门口，天天当＂旁听生＂。不久，教书先生发现，这个站在门口的男孩全听懂了，于是就喜欢上了他，对这个特别的学生给予特别的关照。
父亲１１岁时，考取了杭州秀才，后来又跟着这位先生继续学习。那时，省里每年要选几位秀才，送到北方念书。父亲和喻传鉴经过选拔之后送往南开读书。那时正值袁世凯掌权时期，张伯苓在天津办南开学堂，梅贻琦、喻传鉴、我父亲还有张彭春也就张伯苓的弟弟一起进入这所学堂。张彭春后来是曹禺的《雷雨》和到国外演出的梅兰芳的导演与经纪人。他们的演出都是张彭春安排的。从这一时期开始，父亲就和喻传鉴先生相识了。
不久，父亲毕业于南开学堂，又上了清华学堂。他是清华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与梅贻琦同届。父亲于１９１０年考取庚子赔款后，匆匆返回南方老家，旋即结婚。遵照我祖父的旨意，结婚之后，他方可出国。我的母亲叫祁眉珍，不识字，绍兴山里人。婚后，父亲到美国伊利诺大学深造，学的是经济会计和铁路开矿，得了好几个博士学位。父亲也和顾维钧（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是同学。他们这批人都得益于庚子赔款的机遇，得到最高等的教育。
1917年，父亲学成后回国，西装退去，换上中装。１９１８年就生了我。父亲那时每年回乡下一次，其他时间在外面搞铁路工作。母亲长年吃素，我和母亲、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我从4岁开始绣花，那时有了我弟弟，绣到７岁又赶上裹小脚的尾声。我的脚是裹过的，很痛苦。先要拿盐腌上，再捏，撅一个钟头，五趾合为一个小三角形那么小。后来父亲回来，将缠脚布剪开，才结束了此番“三寸金莲”的努力。我弟弟叫顾观旭，因为是男孩到年纪就上小学，我没上小学。父亲后来认为，这样不行，女儿也要受教育。联系来联系去，在一个叫白马湖的地方上了春晖中学。我从没上过学，一下子上了中学。记得学校里有一帮红衣法师教授音乐，还有爱国教育家夏眄尊也在那里搞教育。我一上来就读中学，念书并不顺利。约９岁时，父亲又送我到飞迪女校，这回上的是小学，念了两个星期，就毕业了。那时美国人在宁波办甬江女中，父亲认识那位校长，又送我到那里念了半年中学。那是一所教会学校，我不太习惯，但老师们对我很好。这期间，父亲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父亲一直在外头忙工作，长年不在家，有人介绍他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姓苏的女生结婚，她会讲英文，爱跳舞。婚后俩人回老家，那女人挺会来事儿的，祖父也喜欢她。随后父亲和后母把我带往上海。这时弟弟已小学毕业，本打算两个孩子一同到上海，但祖父不放心，心疼孙子，弟弟就留在家乡。我13岁，到了上海家中才发现，父亲的家安在上海，但他造铁路全国跑，平时根本见不到。后母社交极广，对我很坏，让我管家给极少的生活费。其实父亲给她的钱很多，每月７００元，那是很多的，而我们只能吃黄豆芽和咸菜。家中还有三个佣人，大家都很抱怨。此时，社会上军阀混战，阎锡山、冯玉祥，而在东三省张学良的势力最大，这时蒋介石想拉拢张学良，蒋就派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博士帮＂到东北去，那时的＂海归＂叫“博士帮”，蒋希望通过这帮学人掌握张学良。这些美国回来的＂博士帮＂，组长是顾维钧，其余的，有人搞铁路，有人搞政治，一共六七个人。
１９３０年，我从上海到了东北。因为父亲和“博士帮”在那里。我家住在沈阳三经路。父亲在齐齐哈尔开金矿，那个地方不大，北城望南城可以说话的。东北那时很富有，一棵黄豆可以拨出一碗豆子，黄瓜掉得满地都是。我父亲不在家，后母也决不在家，到外面跳舞。我从小的记忆是，继母对我好，是意外；对我不好，是意料之中的。我自小管家，任务包括收拾屋子、招待客人，还要给后妈擦皮鞋，晚上她睡不着觉，给她捶腿，可以想象，一个小孩又困又累成什么样子。更烦的是，后母有脚气，还得给她抓，给她上药，完全是受罪。当然，她也给我做一些好衣服，但在记忆中，童年生活，决不是平静绚丽的，只是不断地感觉受伤害。我因为和父亲感情很好，觉得承受这些，是没办法的，我觉得，只要父亲过得好，就行了。有一天，家中请客，父亲也在，客人中有的小孩和我同龄，客人看我不停地做家务，就问，＂你是不是领养的呀……＂我听懂了，假装没听清楚，笑着说，“我这个项链是金的，不是银的。”我小时候，脾气有点怪，其实是无奈。因为人们无意中提到的问题，刺痛了我的心。
１９３１年蒋介石让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早先已在皇姑屯附近被日本人炸死了，张学良面临国难家仇，一筹莫展。这时的张学良吃鸦片很厉害，我父亲是他的机要秘书（还任东北财政局局长），劝他戒烟。父亲后来陪张学良到北京协和医院戒鸦片，继母也离开了，我一个人留在东北，整理行李。我的后母光是鞋子，就装了满两箱。我一个人整好所有的家当，从沈阳到大连乘海船回到上海。这时我的生活就进入上海愚园路兆丰村。我有一张照片，是在那里照的，现在那个地点是上海人民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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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出现了对我一生起到重要影响的大人物，就是先前提到的喻传鉴，他和父亲接上头了。他没考上庚款，作为南开中学第一届毕业生，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又返回南开，辅佐张伯苓，其间又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最后成为张伯苓先生四大金刚之首。我那时１４岁，他了解到我小学没正经念过，中学不停地转学，念得很杂乱，他就急了，他和父亲很熟，就跟他说，你那个女人，太坏，怎么可以让小孩在家里做苦工，她再不能这样浪费时间了！喻传鉴力劝我父亲离婚，最后父亲下了决心，和姓苏的女人分开了。
喻传鉴很了解我父亲的困境，离婚后，我和弟弟都交给他管。１９３３年我们上了南开中学。入中学要考一考，有个叫张健的老师，数学特别好，恰好到他们家串门，喻传鉴说，明天考试，张老师你先考考她。我记得，张先生出的题，都是生活中的问题，比如三个瓶子如何倒两次使它们都一样，还有画几个点求证它们之间的关系。我没学过，可是我一下子就做出来了。现在我认为学数学不必死板，为什么呢，因为生活里加减乘除早就有了，需要的就是灵活运用。我从小绣花，那上面点与点的关系看得很清楚，那就是数学。这样，我不仅通过了张老师的测试，也考取了南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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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我到天津南开念中学。我上女校，弟弟在男校。回想起来，南开的教育与现在中学可是完全不同。初中教育很全面，学缝纫、织地毯，画中国画，裁衣，弹钢琴。这样的教育培养的是全面的人，有适应能力的人。你懂得发馒头那么你就知道化学分子式，教育讲究的是灵活。语文念了很多孟子。英文请来外交部的人上课。政治课请名人来讲，几乎每周都请人来讲形势。音乐课注重讲音乐史。那时学校里的合唱队、话剧团的水平也是今天中学无法比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日出》《雷雨》演到完全的专业水准。每一个女生都学过养花，几乎每样花，都叫得出花名，这并非培养闲情逸致，对于学自然科学，可是一种积累。我最少能认出几十种，现在的中学生根本无法做到，那么，他们脑子里的图形标本，就相当少了，这会影响到以后的治学深度。我想，南开中学的教育属于最好一类的，因为在中学时期，一个人需要的是全方位、开放式的思维训练，中学时期，一个人最终专注于哪一个领域还没定型，所以，这个阶段需要全方位的训练，为此老师要懂得特别多，教得特别活。老师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身为教导主任的喻传鉴了，他要上课，还改作业，还旁听督导各种课，给学生、老师做报告，处理校内外所有事情。学生如果发生打架，他也要研究清楚为什么打起来了，怎么个打法，比如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后，南开女中被毁掉，1938年学校迁往重庆沙坪坝，原来的“老南开”就和本地学生发生过矛盾。有些重庆人看不起外头来的人，有个重庆学生骄傲得不得了，拿着烧饼打人，结果给开除了。当时的校风极其严格，女生一律白旗袍，男生灰色中山装。教室前有个镜子，纽扣一定要扣好。在重庆期间，优秀的女生，一些童子军，还派到德国学习，她们很有才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们还向希特勒学习过。
在天津南开期间，我周末常到喻家去。喻家有６个女儿，一间屋子里有６个单人床。可以想象家中之拥挤，活动面积狭小，喻先生的夫人，师范毕业，也很懂教育。他们夫妇俩对我极好。她的大女儿大学毕业了，教过我英语，老二上大学，住宿舍，家里总有一张床，好像专门为我准备的，我去了，就像他们又多了一个女儿，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喻传鉴有一回问我，她女儿教得如何？，我说“好”，先生问，“怎么个好法？”我说，她教我的，我再照着教其他同学，他们都及格了。先生笑了，显然他也认同我这种好的标准。
我那时远离父亲，到天津读书，不算太夸张地讲，有点孤儿心态，因为身世繁杂，心情难免低落。喻老先生看在眼里，他总用他的方式鼓励我。现在回想起来，他答应我父亲照看我和我弟弟，他就会做到。那个年代，兄弟之间很讲情义，朋友托付的事情或答应朋友的事情，都是全力以赴。所以，喻先生给予我的，可谓恩重如山，试想，如果不是先生出面，我父亲不离开那个女人，我就继续过着奴役般的生活，我就没学上，更不要说上南开这样的好学校，我若没有遇到喻先生，走出人生的这一步，就不可能有机会上西南联大，我完全有可能成为旧式家庭生活的牺牲品，正是遇到恩师喻传鉴，使我的人生轨道发生了转变，而这次人生的改变导致此后的一环扣一环，我认为，人生和命运存在内在的环环相系的逻辑，而在念书求学这点上，喻老先生是我的终生贵人。2008年是喻传鉴校长（1888-1966）诞辰120周年，我这样讲，似乎把他的功绩说小了，其实，他不仅是我个人也是我们这一代求学青年的贵人。他是受人尊敬的我国中学教育大家。张伯苓和喻传鉴主张的“允公允能”的思想，是南开最为独特的思想贡献，这样的观念一直到21世纪都存在活力，并不过时，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必备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顾越先回忆/童蔚整理
(本文与上一篇“老干妈回忆联大师生”一文,有相同史料。本文为纪念喻传鉴诞辰１２０周年，之前写过的一些经历，似有必要在这里提及。)
